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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稳致远：中国在挑战中锤炼经济韧性
问：从您的观察来看，党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主要基调和导向是什么？
郑永年：基本上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基调——在国际上追求和平，在国内追求发展。每一个“五年规划”都面临着新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既有国际大环境，也有国内小环境。如何统筹并实现内外两个目标，始终面临不少挑战。
问：今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回望过去五年，我国经历了诸多挑战。当下外部环境愈发错综复杂。我们如何用好“十四五”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
郑永年：“十四五”非常重要，如果深刻剖析，我总结为四个字：行稳致远。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历了深刻变化，国际环境也风云变幻、区域冲突频发。而中国能够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保持稳健前行、持续发展，非常不容易。
有许多人仅仅从经济增长数据来分析，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概括我们在这一时期所作努力的深远意义。这几年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脱钩断链”。虽然我们不希望国际形势恶化，但实际上，正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优势和短板。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显现出来，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自身短缺的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些年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治理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设立了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并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我们的改革是多条战线一同推进，形成了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发展的局面。
因此我认为，“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发展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阶段，是深度变化的阶段。我们不仅实现了“行稳”，现在更能够“致远”。
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5%，比上年全年提升9个百分点，继续发挥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图源：新华社
02.
判断大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问：就您的判断而言，对于中国这一艘大船来说，“行稳致远”的定力源自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是源自于中国这艘“大船”自身的质量。这些年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健全社会体制以及各项体制机制。当然，更重要的是掌舵的“船老大”。我们把国家比作一条船，只是一个比喻而已。治理国家比船老大开船要难得多。
国家的未来是什么？两个判断最重要：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另一个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这两个判断最为关键。这关乎国家发展的方向，如果方向判断错了，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问：那么您对于“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什么？
郑永年：我个人判断，国际形势可能会有所恶化。改革开放早期，我们普遍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大势。但现在，从国际层面看可能已有变化，区域冲突日益增多，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全球右翼力量整体都在崛起；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的不稳定迹象。
支持者在法国里昂参加极右翼政治人物、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竞选集会的场景。图源：Getty Imagies
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内的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若要追求和平，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中国这艘船体量巨大，只要航行稳健、方向正确，就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自身发展出现问题，大国的责任也难以实现。
问：根据您对国际形势以及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哪些机遇，又有哪些挑战？
郑永年：实际上在国内层面，在“十四五”期间不断探索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接下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制度建设、制度型开放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十五五”的核心内容。
在国际层面，我们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如果把这四个倡议放在一起看，基本上就构成了中国的国际观，体现了我们对国际秩序的整体思考：国际秩序如何重建、如何重塑，以及中国应当如何作为。
我认为，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思想决定格局。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没有思想，只是“东修西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难以为继的。只有有了思想，有了判断，才能形成整体观，才能协调、系统地推进。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行稳致远的基础。
问：“十五五”时期的很多发展理念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等。那么有没有一些“十五五”时期特有的重点领域，需要我们去聚焦和破局？
郑永年：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针对下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在任何一个国家，有效公共政策，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第二，能够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第三，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当下，中美贸易战对我国有影响，欧洲的动荡局势对我们也有影响。尤其对于这样一个外贸大国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波及外贸，但我们的韧性较强，能够消化这些冲击。我个人认为，未来几年“黑天鹅”事件仍有可能随时发生。我们提出的新概念、新政策，正是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的挑战。
在内部，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思考城市化怎么推进、乡村振兴怎么落实、城乡融合怎么实现，甚至城市更新怎么推进，老龄化如何应对、年轻人的前途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你看美国的统计数据，能够解决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就已经值得表扬了。我们一年要解决一千多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发展过程来解决。
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再创新高，突破1200万大关。图源：新华社
03.
以科技为引擎：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
问：在“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怎样更好地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呢？
郑永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教育、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放在一起统筹部署，提出系统化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思路，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的。
目前，中国正处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要实现这一跨越并不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从1960年至2022年，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只有3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中国现在距离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已非常接近。但即使成功跨入高收入经济体，仍需解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现在，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就是为了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学研一体化，正是为了这一目标。这些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且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又进入了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比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全球技术产能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目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中美，因为围绕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这些关键技术，包括生物医药等，都集中在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中。我们一定要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以来，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先后突破4万亿元、5万亿元大关，2024年达5.4万亿元，成为我国首个5万亿级工业大市。图源：新华社
04.
超越内卷：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良性竞争
问：不同城市在产业发展中出现了内卷现象。一些新兴产业刚一出现，许多城市便纷纷布局、争相打造产业高地。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产业发展应如何统筹规划？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
郑永年：一提到新产业，往往就会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这种情况极易导致内卷。比如一说发展低空经济，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各个城市都纷纷部署；再比如一谈人工智能，每个省都要发展。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一些地方并不具备条件也盲目跟进，结果自然竞争不过那些具备优势的地区。
这背后反映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尚未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改变当前的竞争方式，建立基于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良性竞争。如果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同一种产品，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这正是“十五五”时期我们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当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先建设区域市场，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等。下一步，要通过区域协调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来推进，这也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已经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来了，要建设“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什么叫“有为”？有为政府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搞内卷就叫有为政府。能促进市场发展，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大市场建设的，那才是真正的“有为政府”。
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强调社会治理。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之外，还需要有“活力社会”。如果社会缺乏活力，就会出现“躺平”现象。而一旦社会“躺平”，即使政府再有为、市场再活跃，效果也未必理想。
05.
中美关系：如何更好把握“特朗普机遇”？
问：讲到国际形势，肯定绕不开中美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最近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朗的前景。那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
郑永年：中美关系，我个人并不悲观。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前景不确定，尤其是在未来五年。我倒觉得，未来五年在某些方面反而比现在更具确定性。
“十四五”时期，我们经历了美国特朗普第一任期带来的冲击，也遭遇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展望未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至少还会执政四年。如今的共和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而是“特朗普的共和党”。无论是万斯、卢比奥，还是其他“80后”美国政治人物，基本都在特朗普的政治框架之下。可以预见，四年之后的美国政坛，特朗普时代的政治遗产仍将延续。这一点相对是确定的，而特朗普的路数和做法，我们其实都有观察和理解。
当然，还有国际局势——俄乌战争、以巴冲突等多个方面。正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今后类似的事件，对于中国而言，实际上已不再是“黑天鹅”。
至于中美贸易战，我个人反而认为现在更加明朗了。中美贸易战已经历四轮谈判，是在博弈与斗争中不断推进的。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不是要让中美关系恶化，而是要让这段关系更加稳定、更加健康地发展。
5月11日，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右二）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右）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左）、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左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右三）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图源：AFP
最近，中国出台的稀土新规引发了美方各层面的强烈反弹。我认为中国的这次反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这一反击打击了特朗普的嚣张气焰。美国的霸权思维根深蒂固——自己能做的事，别人却不能做。比如国际海洋法，美国至今尚未签署，却要求中国必须遵守。
第二，我们打破了特朗普的单方面幻想。此前，特朗普一方面想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制裁。在他看来，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而稀土新规的出台，等于是明确告诉他：美国不行。美国的芯片确实先进，但芯片所需的稀土资源从何而来？
第三，我们找到了对等性。中国“亮牌”是为了“止戈为武”，目的是实现对等。就像美苏时期的核武器一样，只有具备对等能力，才不会被欺负。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中美经济深度嵌入、相互依存。我个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持乐观态度，美方接下来会逐渐回归理性。
问：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就像管理一家企业一样在治国，在某种程度上不按常理出牌，可能会给国际秩序带来一些麻烦。但此前您讲到，要很好地把握住“特朗普机遇”。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
郑永年：如果按照理解美国传统政治人物的方法去理解特朗普，那肯定不灵。你可以不喜欢特朗普，但他就是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的理解和特朗普所做的不相吻合时，我们的观念就要变一变。
特朗普是个现实存在的人物。如果用看传统政治人物的方法来看他，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无赖。但如果找到他背后的逻辑，会发现有些东西其实也未尝不可。他讲的就是交易，认为一切都可以交易。但我们可以告诉他，有些东西不可以交易，有些东西是可以交易的。就是既有斗争，也有妥协。
主权问题能交易吗？肯定不能交易。但稀土、芯片、飞机零件、大豆这些呢？属于双赢的东西是可以交易和谈判的，也是特朗普可能愿意接受的。我们看特朗普，要想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制定科学的应对之策，还是要了解特朗普的个性，从其个性中找到一些机会。
美国国内对特朗普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特朗普太弱，总是妥协，那是强硬派的观点。我们不是要对特朗普“痛打落水狗”，我们的顶层设计者和领导人都是有大局观的。我们不是要把美国搞乱搞坏，我们不搞零和游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我好你坏，而是大家都好，这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会接受这个概念。
06.
湾区担当：打造世界级经济中心
问：在“十五五”时期，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我们一定要跳出深圳看深圳。否则身在其中，难以看清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为什么必须抓紧行动。
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之中，技术和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而在这两个国家内部，集中度也极高。美国的创新力量主要分布在西部从加利福尼亚硅谷到德克萨斯的狭长地带，东部则集中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区域。
中国则主要有三大区域：最大的一块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广州这一带），另一块是长三角（南京、上海、苏州、杭州这一带），此外还有北京地区。当然，成渝地区近年来发展也十分迅速。北京地区高校云集、科研体系完备、基础科研实力雄厚，而应用层面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
中美关系的竞争，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抽象的竞争，而是这几个关键区域之间的竞争。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发展和国际布局中最重要的两大板块，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再加上金融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汇聚了大量高水平大学，香港的世界名校与内地九个城市的高校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科研体系。我们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同时还有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支撑。这样的组合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很难找到。
从潜力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可以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将各类要素融合起来，实现协同发展。如果香港、澳门与内地九个城市各自为政、各自发展，短板都会凸显；但若能够融合发展，就能形成互补与强化的效应。因此，融合发展必须真正落地，尤其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协同。能否将深圳、香港以及前海打造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充分发挥香港在国际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是一个重要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应用技术转化方面我们是世界第一。正因为供应链、产业链全面，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前几年国际社会曾嚷嚷说中国的产业链会流失，但事实证明不会。
你到其他国家，很难找到供应链和产业链如此完整的地方。确实有一些产业走出去了，但走出去的多是低端环节股票配资业务，高端的依然留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自身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信心在“十五五”期间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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